
上海、湖南等地逐渐成为新的文化和思想的中心,而北京却始终未能真正占据这一位置。即便如此,开明士大夫们通过新的人员流动和思想传播方式,逐步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于朝廷的局面。到了19世纪末,地方文化逐渐从边缘地带走向中心,成为了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。从19世纪80年代起,支持满清守旧的声音日渐微弱,直到甲午战争后,几乎可以说完全沉寂了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,满清开始求助于神拳,试图通过下层力量寻求支持,实际上也是在向异端力量求援。义和团是历史上首次将怪力乱神的现象搬上了中央政务的会议桌,并且将其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,甚至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当时的国策。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不再是那个礼仪之邦的中国了。当朝廷在文化选择上站到了传统文化的对立面时,中国的身份也发生了深刻的动摇。 对于那些饱读经典的士人来说,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义早已成为他们辨别正确与错误的标准。可当清朝政权像当年洪杨一样开始提倡怪力乱神时,他们的反应是明确的:社会层面上,朝廷已不再依赖士人的智慧;思想层面上,朝廷不仅无法维护中国的正学,也无法挽救国家的困境,更无法振兴中国。从此,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对政府的能力产生了深刻怀疑,他们不再寄希望于现有政权能够改变中国的未来。因此,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。面对外敌侵扰,清朝朝廷没有积极响应,反而选择让外人任意宰割自己的君主。这一现实也暴露出,中国早已不再是一个具有正常主权的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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